1938年6月,黄河中下游的汛期刚至,河南郑州花园口的堤坝突然传来巨响——国民党当局以“以水代兵”阻止日军南下为名,悍然下令炸开黄河大堤。浑浊的黄河水挣脱束缚,如脱缰野马般席卷豫皖苏三省股票配资线上,5.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瞬间被淹没,原本沃野千里的平原,就此烙下“黄泛区”的惨痛印记。
这场人为灾难的代价,是89万百姓葬身洪水,1250万人流离失所。更致命的是,黄河改道带来的泥沙在平原沉积,将良田覆盖成沙丘,地下水因泥沙淤积变得盐碱化,曾经的“鱼米之乡”逐渐沦为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漠。
但灾难并未随洪水退去而终结,从1938年到1947年黄河归故道的近十年间,黄泛区水旱交替、蝗灾肆虐,饿殍遍野的景象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梦魇。即便到了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,这片土地依然因生态创伤未愈,成为全国灾情最严重、饿殍最多的区域之一——旧政权留下的生态烂摊子,让百姓承受了长达数十年的苦难。
展开剩余60%1949年新中国成立,面对黄泛区的满目疮痍,新生政权没有回避,而是以“还地于民、还粮于民”的决心,开启了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治理之战。国家投入巨额资金与人力,在黄泛区修建灌排工程,平整沙丘、改良盐碱地,仅河南黄泛区农场就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机械化垦荒基地。无数建设者扎根这片荒芜之地,用锄头、铁锹与科学技术,一点点唤醒沉睡的土地,试图抚平历史留下的伤疤。
河南兰考,恰是黄泛区核心地带的“重灾区”。黄河泛滥留下的“内涝、风沙、盐碱”三害,让这里的粮食产量常年低迷,1962年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时,全县36万群众中,有近20万人面临断粮危机。这位身材瘦削的县委书记,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,而是带着干粮、扛着锄头,走遍了兰考的120多个村庄。他顶着风沙查风口,踏着泥泞探涝区,蹲在田间分析盐碱地成分,甚至在肝癌晚期,还撑着病体躺在沙丘上,和群众一起规划防风林的种植方案。
有人曾疑惑,为何课本要反复讲述焦裕禄的事迹?当我们翻开花园口决堤的历史,答案便清晰可见:焦裕禄治理的,从来不止是兰考的风沙与盐碱,更是旧政权留下的“历史欠账”。国民党当局为一己之私,以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“炸堤阻敌”,留下一片生态废墟;而焦裕禄们——无数扎根基层的共产党员,却用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意志,一点点修复这片土地的创伤,让绝望的百姓重新看到希望。
从花园口决堤的满目疮痍,到兰考大地的绿树成荫,黄泛区的变迁,本质上是两种政权理念的鲜明对比:一种是漠视民生的“牺牲式统治”,一种是以人为本的“修复式担当”。焦裕禄的名字之所以被铭记,不仅因为他治好了兰考的“三害”,更因为他用行动证明: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权,会直面历史的伤疤,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,为百姓筑起通往幸福的道路。
如今,兰考的风沙早已被成片的泡桐林阻挡,黄泛区的盐碱地变成了高产农田,但那段从灾难到重生的历史,始终在提醒我们:唯有尊重生命、敬畏民生,才能让土地焕发新生,让人民安居乐业。而焦裕禄精神,正是这段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——它告诉我们,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,只要与人民站在一起股票配资线上,就没有跨不过的坎,没有治不好的“伤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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